学佛群疑（十二）

在家学佛与出家学佛的不同在那里？ 居士能够说皈依吗？居士可以讲经吗？居士可以化缘吗？居士可以主持寺院吗？居士能为信徒念经拜忏超度吗？居士能够参与和干涉出家人的事务吗？ 以上六个问题常有人问起。照理说，那些都是出家僧众的分内事，非居士所当做，万一做了，即失去在家学佛的立场；否则应现出家相，不该一方面舍不得离俗出家，另一方面又要模仿出家生活，享受出家人的权利，这不是在家学佛的本意。在家学佛是为了获得佛法的利益而学佛修行，护持三宝，是三宝的外护，不是三宝的核心。 然而，时代变了，出家人少了，需要佛法和佛事的人数却增多了。在没有出家人或很少出家人的地方，也允许在家居士代说三皈。三皈的本意是恭敬归命佛法僧三宝，其是以僧宝来说三皈，不是在家居士说三皈，皈依僧宝也不是指皈依在家居士。我曾写过一篇短文〈僧伽未必是僧宝〉，收在《明日的佛教》一书中，其中对三皈物件的僧宝，就有很详细的说明。 总之，居士虽不可越俎代庖，自称皈依师，但他们可以在无人说法处及无人说法的时地，代替僧宝中的某一位大德法师说三皈。不过，对一般众生，如种种动物，其不论死活，任何佛教徒都可随时为之说三皈，使众生普种善根，作为未来得度之因。 至于讲经说法，在佛世就有居士代佛说法的例子，甚至也有长者居士代佛为僧众讲授法义。如大乘经中，就有维摩诘居士说法，胜蔓夫人也有说法的记载，因此，居士说法应该没有问题。依古来惯例，居士不得以说法来赚取生活费用，是因为居士有他自己一定的谋生方式，不靠讲经说法维生。但是，目前这个时代一切讲求专业，弘法也须专业化。如果居士以弘扬佛法为专业，应该酌量收取报酬，作为养家活口的生活之资和交通所需。然而，若以讲经说法为谋财手段，大受供养，漫无限制，那就不是学佛的居士应有的心态了。除此之外，今日或明日的居士，若为佛教的文化教育及行政工作做专业性的服务，也应该接受适量的待遇以维持家计。 至于化缘，其本意是让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有接触佛法的机会，所以比丘要沿门托钵乞化善缘，原来目的不在饮食，而在种植信佛学法的善根。现代人提到化缘就联想到向人要钱，这并非佛法的本意。当然，透过乞化而使在家人布施，双方都得实益，不过不能本末倒置，不能表面给人佛法而目的在于要钱。现今化缘多半是为建筑寺院，很少是为了个人生活，也有一些是团体和寺院乃至个人，为了举办、保成某一种文化教育慈善事业而产生，比如印经、办学校、建医院、孤儿院、老人院等，面对此等活动，出家人应该做，居士们当然也应该做。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乞丐教育家武训，就是以要饭来办学，这是值得鼓励的。因此，居士化缘，但问其目的何在，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。若为拥护三宝，当然可以；若为社会福利，同样可以；但若为购买私人住宅而假借佛堂、寺院之名，来营个人私利、图个人享受，那就是违背因果的。 寺院，《法华经》称之为塔庙，原本是用来供佛的舍利，后来才作为珍藏佛的法宝。在有佛有法之处，一定有僧人照顾，所以在塔庙的旁边有僧房，这就完成了住持三宝的形象。俗人亲近三宝，若住于寺院，称为近在，其目的是学习出家的威仪及修行的生活，并且为僧伽大众服劳役，称为耕种福田。 佛典中尚无居士主持寺院的成例，但是近世以来，日本的佛教以在家居士为中心，他们住于寺院，生儿育女，代代相传，是职业的宗教师家族，和一般的在家居士不相同。另外。像民初的杨仁山、欧阳渐、韩清净，都是以居士身而主持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的。他们都有道场，但不以寺院称之，比如只园精舍、金陵刻经处、支那内学院、三时学会等。 因此，近代不乏名居士主持各类道场的例子，都是用精舍、学会、学院、莲社、居士林、居士会等等名称，不曾用过寺院的名目。如果居士一定要主持寺院，那可能是密教在家派的喇嘛，或是神道教的庙祝，而不是住持。因为寺院的住持是代表住持三宝，居士既非三宝之一的僧宝，怎能当住持？名实不副，是违背佛教伦理的。 凡是佛教徒都应该念经拜忏。佛教既然鼓励生前结社共修，死后也当有同修的助念超度。因此，居士当然可以替人助念，为人超度。不过，问题在于若干在俗之士以为人诵经拜忏超度亡灵为专门职业，如先天、龙华、一贯道等斋教就有这种情形。他们平时不敬僧宝，一旦有人过世需要超度，就出现专为亡灵超度的斋公斋婆，且学僧尼常用的经忏佛事到处赶场。他们既是职业性的诵经团、拜忏队，当然就不免论工计酬，然这种现象是佛法所不许的。 也有人问，居士能否使用法器敲打唱念？这应该不是问题，只要是用来诵经拜忏、修行佛教仪轨，而不是作为赚钱谋生的途径，就没什么不可。问题是，学会法器的敲打唱念之后，很可能被人东邀西请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以至舍弃了自己的本行职业而把经忏佛事当成专业，这是必须防止的事。在家居士的谋生方式有很多，若用修行的方法谋生，虽不会饿死，也不会大富，正信的居士何必要下海去赶经忏？ 至于出家人的事务，所谓僧事僧管僧了，居士不得参与，更不可干涉；这就好比你不是某团体的成员而去干涉该团体的事务一样，参与已属不可，何况干涉？所谓僧事，是指出家人的生活、威仪、戒律的清净与否以及僧众之间的相互摩擦等，居士如果过问，就像自己不是军人身分而走入军营去论断军纪，或处理军人的事务。 出家人本为一体，因为是凡夫，所以他们之间可能有矛盾。但是僧无隔宿之怨，更无不共戴天之仇，小小摩擦转眼即了，所以往往以不了了之的方式来处理僧众的琐事。如果居士插足进去，反而使得事情扩大，而且口舌更多。所以居士进入寺院，只需热心护持，不可帮一个说一个，谈论是非，制造纠纷。常言说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是为信佛、学佛、护持三宝而亲近寺院，故不要因为见到你所不顺眼的僧众现象而生讥嫌，自寻烦恼。 以出家僧众为佛教重心的传统能继续维持吗？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。 佛教从印度到中国，乃至到韩国、日本和越南，两千五、六百年来，没有发生过这个问题。但是在一百年前，日本佛教由于明治天皇时代实行维新政策，并且为了增加人口，以从事对外扩张，所以对于佛教的出家僧众，用种种的压力，使他们娶妻吃肉，从此之后，日本佛教渐渐转变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风气。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寺院经营者，所以仍被视为僧侣。到了二次大战之后，韩国也出现了在家的佛教教团，迄今为止，韩国就有出家和在家两派共存而不互融的事实。我们中国以及香港、星马和北美地区，也渐渐有了独立的居士佛教组织。他们虽不反对出家僧团，也不一定做为出家僧团的外护者。当然，由于一向的标准观念，居士不能代表僧宝，所以还没有人以居士的身分，名目张胆地接受信徒的皈依。然而，这种现象还能够维持多久而不变质？这需视出家僧团弘法力量的强弱，以及人才人数之多寡而决定。如果僧中无人才，无能领导四众的弟子，则中国佛教转为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时日不会太远。 在佛的时代，以及佛涅槃后几百年中，僧中龙象辈出，在家居士依止僧众修学佛法是正规现象。到了大乘佛教抬头之时，就有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观念出现，比如《维摩经》的维摩居士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中国在明末之后，居士佛教也渐渐抬头。民国初年以来，居士的人才也出了不少，甚至印光大师多以居士为摄化物件。想其目的，也在于与其让居士脱离僧众，不如以一代大师的身分，专门摄化他们为三宝弟子。今后的僧众是否能够维持传统的地位，要看僧众之中是否有人能够感化居士，摄皈其为三宝弟子。 据我所知，今日有不少的大德居士，虽然也学佛，但不请求僧众举行皈依三宝的仪式。因为在《六祖坛经》里言：‘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东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恶。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’致使一般自视较高的居士，不愿向僧众稽首顶礼，自称弟子。另外，根据净土教典，往生西方不一定要以皈依三宝作为条件，虽然《观无量寿经》主张中上品以上者需要受持三皈依，具足众戒，但是中品下生、下品上生、下品中生、下品下生，没有规定要受三皈，只要临命终时，恳切持念阿弥陀佛名号即可。 当然，中国是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正统的形式，历数千年而未尝衰竭。信佛而崇儒，或崇儒而信佛，都是抱著和僧众为方外交的态度，虽然曾经有过皇帝、皇太子、宰相、大臣，如梁武帝、则天武后、唐宣宗、张商英等，对大德高僧执弟子礼，但总是少数。因此，历来中国佛教信徒虽然很多，真正皈依三宝，称为三宝弟子的比例却不多。佛教主张依法不依人，教团以三宝为中心，不以特定的个人为物件。但是中国人一向持有‘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’的观念，以人为重，以法为轻，若有学行俱优、智慧与慈悲并重于世的高僧出现，自然形成以僧宝为佛教中心的局面。 不过，今后的情况可能更为艰钜。因为面临科学文明、民主思潮、自由情执，要使僧众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皈敬，必须提出相等的努力和代价。其实，是不是能够保持僧宝为佛教的重心，应该不是问题。如果重视僧才的培养、储蓄和适当的应用，僧众因为没有家室之累及世务之缚，无论在学问和修持，智力和悲愿，平均应该优于在家居士。我们不必为将来谁是佛教的重心而争论、担心，但看我们僧众对未来社会的前瞻和因应，能否掌握住不变随缘的方向而定。